[4]151这不是说非政治或反政治的思考就是错误的思考, 而是说那对揭示政治真相的价值有限、对构造能够实际运行的政治制度的效用不大。

这番话，表现了孔子对音乐形态美的感性体验。由此可见，孔子认为礼乐的社会功能在于辅助治国安邦。

对于音乐，孔子有着高超的造诣，曾问乐于苌弘，学琴于师襄《论语·泰伯》中有这样的记载:子曰：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，洋洋乎盈耳哉《论语·述而》则有这样的记述子在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。这段话蕴含了孔子对于音乐之社会作用的基本观点。仁者之乐与孔子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的政治抱负和庶之富之、教之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的治国三部曲都是吻合的，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是通过修己完成的。乐而不淫的音乐要受礼的节制，以礼约束放任无拘的感性欲望，用音乐来扩大人的人格力量，音乐表现做到了思无邪，思想感情才会中正无邪，使个体生命在礼乐中浑然无碍、尽得大方。在《论语·阳货》篇，孔子有言恶紫之夺朱也，恶郑声之乱雅也，鲜明的情感态度与言辞之间，通过音乐活动就可以表达出自己对于社会的不满。

礼的本源就是人心之仁，所以如果做了悖礼之事，人心之仁就将丧失，行为就有违中道，伤身害己。然而传话的人刚出门，孔子即取瑟弹之，又自和而歌，故意让孺悲听见。张横渠讲太和、太虚以至天道性命相贯通，这是讲的本体。

柏拉图的理型(idea)也是生之理，生之理就是气化之理，柏拉图的idea本身不动。但在此曰实现与正统儒家处不同，此只是静态地定然之之实现，不是创生地妙运之之实现。朱夫子讲性即理就是从然、所以然这个理路来悟入的。指导我们如何行动，为我们的行为立一个规范，这就是理。

若从风俗习惯看，西方人坏的地方也很多。一本论并不是说先肯定一个天理，他是从表现上讲，从生活上表现这个道体。

当陆象山、王阳明说心即理的时候，就是根据孟子那几句话来的。告子从生之谓性了解性，也可以区别人与牛马的不同。理不会活动，活动性就代表心。残唐、五代衰乱，世道人心败坏。

张横渠通过太虚、神来了解的道体，还是即活动即存有，活动性没有脱掉，这一点在张横渠的重要句子里表达得很清楚，尽管他有一些地方是模糊的，文章也不很通。孟子证明性善，这个性就是本心。辩证法是一个方法，我们拿这个方法去显示一个境界，这个方法就是一个劲度，这就是所谓提着。中国人并不保守，并不固守坏的风俗习惯。

因为从心性处说，所以，仁就是创造原则。上帝跟世界隔断，就不妙了。

分析陆象山的结果是大地主，所以是唯心论，最反动。形、著、明、动、变、化根据诚而来。

朱子太极之理比柏拉图的理进一层。一体平铺是最高的境界，化掉的是辩证的历程，显示的是如体。胡适之出来以后，大家一下子知道凡是了解一种东西首先要做社会学的分析。‘利贞，诚之复，又一个阶段。知识上的理可以跟存在分开，知识上的理是形构之理。中国人说道如大路焉，天地万物要通过道才能成天地万物。

三百多年的长期影响，中国人失去思想力。你为什么不直接从《论》《孟》讲？《论语》讲仁、《孟子》讲心性，这是正宗的讲法。

朱夫子那套理论把这方面讲掉了，这就是朱夫子出毛病的地方，就是宋明儒学程朱一系的一个症结。就真正的道德意识说，陆王是正宗。

南宋以后经过元朝八、九十年，明朝初年还是程、朱的学问。孟子是要从诚体这个地方证明万物皆备于我。

这个理只合于人，不能合于粉笔。伊川所言性即理，在朱子系统中，占关键性地位。平常讲理学的人，思考力不够，连一个词也讲不好。实际上一点不糊涂，程明道清楚得很，只是朱夫子不了解。

当然，黄勉斋很佩服朱夫子那一套，他的朱子行状是大手笔。朱夫子认为动就是动，他说理是不动的，不动就是不动。

太和、太虚是张横渠造的名词，还有朱夫子喜欢讲的太极。通过分解的方式表达宇宙的根源是一，或者是二，或者是多，都不是圆教。

不能说以觉训仁，觉是知觉，仁是理，这样理解的道体成了只存有而不活动。不能光有明而没有幽，也不能光有幽而没有明，一定兼有幽明两面，永远下去，生生不息。

这个生化过程是根据本体而来的，而这个本体根据中庸的诚、易传的乾元来了解。不对个体而言，而对着天地万物而总言的，是道体。假若对立，辩证的综和提不住，平铺了。《中庸》讲诚，《易传》讲乾元。

那么，孟子所言性是不是多元的呢？很难说，因为孟子没有清楚的表示，你很难说它一定是有限的，多元的。张横渠从太和、太虚了解道体。

到周濂溪才直接讲儒家的学问，这就是入题了。中国学问难讲，从明朝以后，清朝入关以来三百年，中国人没有头脑，不会用思想。

这句话儒家并不反对，儒家讲参天地赞化育嘛。谁能继承周张明道北宋初期的那条路呢？南宋第一个消化北宋前三家学问的是胡五峰。